第605章 历史的公正评价(十)
♂』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,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,上级不应加以干涉。
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,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,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,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。
除非是万不得已,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。
可是希特勒,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,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。
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,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。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,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。
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,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、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,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。
虽然过去在古德里安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,一直不曾受过干涉,但是当古德里安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,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,他却曾经给予古德里安以一个预先的警告。
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,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,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。
虽然古德里安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,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,已经使古德里安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。
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,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,相反的,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。
当他愈是把“不惜一切代价死守”的原则,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,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。
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,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,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。不过,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。
长久时间之后,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,都无法行动了。古德里安们时常回忆到古德里安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,那时古德里安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。
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,有时口中喷着白沫,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。
诚然,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,不过当古德里安在场的时候,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,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。
很明显,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。专就古德里安个人的经验而论,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。即使古德里安们的意见冲突,也都不曾红过脸。
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,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,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,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。
此外,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,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。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,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,对于他毫无认识,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。
在这种情况下,当这个人出发时,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,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,而且更充满了信心。
当古德里安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,为了作战的问题,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,使古德里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,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。
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,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,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,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。
古德里安所认识的人中间,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。
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,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,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,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。
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,古德里安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“回合”了。
此外,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(古德里安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),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。
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,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。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,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。
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,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,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。
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,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,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。
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,古德里安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,假使他不同意古德里安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,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。
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。
相反,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,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,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。
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,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,而且生活在他的“天命”信仰之中,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,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。
很明显,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。照他看来,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,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。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,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。
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,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,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。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,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?没有。
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,古德里安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,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。
据古德里安所知,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古德里安这样的直率,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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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,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,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,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。
除非是万不得已,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。
可是希特勒,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,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。
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,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。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,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。
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,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、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,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。
虽然过去在古德里安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,一直不曾受过干涉,但是当古德里安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,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,他却曾经给予古德里安以一个预先的警告。
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,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,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。
虽然古德里安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,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,已经使古德里安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。
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,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,相反的,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。
当他愈是把“不惜一切代价死守”的原则,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,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。
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,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,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。不过,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。
长久时间之后,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,都无法行动了。古德里安们时常回忆到古德里安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,那时古德里安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。
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,有时口中喷着白沫,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。
诚然,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,不过当古德里安在场的时候,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,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。
很明显,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。专就古德里安个人的经验而论,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。即使古德里安们的意见冲突,也都不曾红过脸。
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,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,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,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。
此外,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,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。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,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,对于他毫无认识,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。
在这种情况下,当这个人出发时,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,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,而且更充满了信心。
当古德里安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,为了作战的问题,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,使古德里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,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。
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,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,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,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。
古德里安所认识的人中间,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。
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,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,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,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。
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,古德里安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“回合”了。
此外,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(古德里安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),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。
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,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。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,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。
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,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,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。
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,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,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。
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,古德里安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,假使他不同意古德里安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,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。
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。
相反,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,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,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。
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,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,而且生活在他的“天命”信仰之中,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,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。
很明显,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。照他看来,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,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。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,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。
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,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,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。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,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?没有。
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,古德里安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,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。
据古德里安所知,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古德里安这样的直率,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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